我所认识的本·安德森大叔

photo credit: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

周日下午，乌云密布，刚刚进入雨季的印尼南苏拉威西十分闷热。我打开电脑漫无目的地刷着网页，忽然看到本·安德森教授在海那边的东爪哇玛琅市溘然长逝的消息。早就知道教授年事已高，最近身体又不是太好，消息本身其实算不得完全出乎意料。但和世界范围内千千万万受到过他智慧启迪的人一样，教授的离开让我心情异常沉重。

本·安德森是我最为敬重的学者，没有之一。他一生笔耕不缀，著作等身，其论述民族主义的著作《想象的共同体》更堪称经典中的经典，是社科领域近几十年来绝对的必读书目。这两天出现了不少讨论安德森学术贡献的文章，几篇中文的质量也不错，客观而深入地剖析了这位伟大的“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政治学家”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。毫无疑问，安德森的重大影响是跨学科的，标签本身完全没错，但放在一起却略有机械粗陋之感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，是安德森于我个人更为生动丰满的形象——一个爱印尼到痴狂的大叔。在印尼研究圈内，大家喜欢把安德森称作“Pak Ben”或“Om Ben”,既显尊敬又不失亲切，我在此自作主张地将其译作“大叔”。

第一次见大叔的经历有些尴尬。那是在2010年的夏末，刚刚开始研究生生涯的我参加了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（SEAP）为庆祝Thak Chaloemtiarana教授退休而举办的餐会。满头银发的安德森大叔身着大短裤花衬衫，脚踩凉鞋，毫无派头地与我同坐一桌。他跟邻座聊完印尼聊泰国，我则拘谨地坐在一边，插不上话。那次大叔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：知识丰富，挺能侃。几天后，我第一次在课上读到了大叔用印尼语写的文章，讲义上赫然印着那张熟悉的面孔——原来我已经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和大名鼎鼎的本·安德森吃过饭了！

几个月后，我们在康奈尔和耶鲁联合举办的印尼研究研讨会上再次见面。多亏了当时发言者冗长而无聊的演讲，让我有机会在Kahin Center会议室旁的小会客厅里跟大叔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。在得知我的研究兴趣后，大叔执意让我用印尼语与之对话。我虽然有本科四年的马来语基础，却是在到康奈尔之后才开始较为系统接触印尼语。由于发音和用词都不太自信，我几次试图把对话切换成英文，但大叔却不为所动，坚持让我讲印尼语：聊学术，聊生活，聊我们共同的出生地——昆明……不知不觉中，研讨会结束，慕安德森之名来抱大腿的学者们立马蜂拥了上来。大叔原本可以顺势把我撂一边的，却出人意料地向上前学术搭讪的各位介绍起我来，称呼我为“anak sekampung”(印尼语，同乡孩子)。说来也怪，每次想到安德森大叔，这个亲切的词组就会立马浮现在我脑海中。

我在康奈尔的两年中，不时可以在Kahin Center撞见随性出没的安德森大叔。印象里大叔的装束总是那标志性的大短裤花衬衫加凉鞋，就好像随时准备去东南亚度假似的——在全年大半时间都天寒地冻的的伊萨卡，这身行头简直奇葩！慢慢地，安德森于我不再是书籍封皮上那个威严而冰冷的名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叔的著作接触得越来越多：从世人皆知的“Imagined Communities”到其博士论文“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”,从植根本地文化解读的“Language and Power”到跨地域比较神作“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”，从因揭露印尼930事件悬案而掀起层层政治波澜的“The Cornell Paper”，到深入剖析苏哈托“新秩序”时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“Old State, New Society”……经常在大叔的深度烧脑中走到崩溃的边缘，却又总能在细细品味后感受到醍醐灌顶的畅快。当然，大叔也让我失望过，我想不通，他竟然用了整一本书的篇幅去数数——分析菲律宾国父José Rizal在Noli Me Tangere和El Filibusterismo两部小说里用过的跟民族主义有关的词汇。喂，大叔，我承认你想法儿不错（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褒贬不一），我也知道你康奈尔政府系的同事们都慢慢开始做定量了，可你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玩儿反串吧！不知为什么，“Why Counting Counts”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大叔穿着大短裤花衬衫的俏皮形象，我怀疑这是大叔一个开砸了的“严肃玩笑”。

由于时代差异，我没能在康奈尔直接成为安德森的学生，却异常幸运地在求学过程中频频接触到深受大叔影响的优秀学者。这种感觉在我到伯克利读博之后变得尤其强烈。我的论文委员会中，Jeffrey Hadler和Peter Zinoman都是安德森在康奈尔带过的博士生，TJ Pempel则是大叔一个系的同事，曾搭伙教过一门以亚洲政治为主题的本科生大课。也许是自己也有段康奈尔经历的缘故，我总是喜欢在研讨课阅读安德森著作的时候自告奋勇地带领讨论。探讨学术问题的同时，大家在一起常常会分享有关的大叔的轶事。导师Hadler最喜欢模仿安德森的爱尔兰口音，吐槽大叔当年用“臭不可闻”（英文原文：“smells like something between my balls and asshole”, 我实在不好翻译，请自行脑补！）来形容他的学期论文——我想，我要是被导师批成这样，估计会彻底崩溃吧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导师们不把大叔请到伯克利来做次讲座，看起来一切都应该顺理成章啊。后来得知，安德森早年跟本系大腕Amin Sweeney结了梁子，因此对我伯充满不屑……

东南亚研究圈外，提起安德森，大家知道的往往是他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，跨越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，以及突破学科界限的广阔视角。但圈内熟悉大叔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区域研究”捍卫者——强调严苛的语言训练，透彻的文本分析，深度的文化浸入，最终通过构筑本土理论来解释本土现象。在社科量化方法大行其道的今天，传统区域研究被不少人诟病，被指为重描述轻理论，视野局限狭窄，缺乏普世性和科学性等等。我想，大概没有人会批评大叔理论薄弱、视野狭窄吧。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只看到“想象的共同体”之恢宏，却选择性地忽略了大叔早年在探索爪哇语言文化时搬过的砖呢？

熟悉理论可以为理解现象提供借鉴，但想要做好研究却没有捷径。安德森的方法简单粗暴，归结起来，就是学语言、读原文。英语之外，大叔在欧洲古典文学方面受到的熏陶使其很早就对法、德、俄、拉丁等语言驾轻就熟。系统研究印尼以后，其印尼语、爪哇语及荷兰语也逐渐变得炉火纯青。1972年，安德森触怒了苏哈托政权，被禁止进入印尼（很多人以为安德森上黑名单是因为他那篇揭露了930事件阴谋的Cornell Paper，实际上则是因为他之后对印尼共及东帝汶独立的声援），被迫转移方向研究泰国，掌握泰语时已经四十出头。大叔之后越战越勇，为研究菲律宾又攻克了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。那么多语言，安德森掌握得究竟如何？建议大家在读大叔著作时多留意脚注，看看他对语言中的各类细微差别有怎样的敏感触觉。在我看来，安德森在其脚注里倾注的心血不亚于原文，其对语言文化间“不可翻译性”（untranslatability）的诠释真可谓达到了极致。此外，我还推荐大家去看大叔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再版序言中的吐槽。不得不感叹，要翻译安德森的著作，译者还真是得好好掂量下自己的斤两，班门弄斧一定会被批得体无完肤。

当然，大叔是不仅仅满足于阅读原文的。就印尼这一块来说，安德森除了海量的文本“输入”，还能用本地化的思维对信息进行“处理”并直接用娴熟印尼语进行“输出”。除了在英语世界里的大部头，安德森还长期活跃于印尼文化圈，为各类出版物撰文。2004年，安德森为已故印尼华人记者兼作家郭添清（Kwee Thiam Tjing）的《烈火与灰烬中的印尼》（Indonesia dalam Api dan Bara）作序（100多页的序！）。出版商Elkasa的编辑脑洞大开，把大叔的名字“Benedict R.O'G Anderson”错拼成“Bennedict O.R.G. Anderson”。大叔索性将错就错，从此便用“Bennedict Anderson”作笔名在文坛发声，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印尼这种所谓的“aspal”（asli tapi palsu, “假得原汁原味”，类似中国的“山寨”）文化进行互动。

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，我无意间在书单中加入了许多大叔的作品。导师在看到书单后问我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东南亚研究，尤其是印尼研究领域里不谈安德森，我们还能谈什么？”我被导师的问题怔住了。的确，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研究是二战后才在西方学界出现的，没有东亚和南亚研究那样的厚重传统，从一开始便是一个颇具“生存危机”的“边缘学科”（很多人甚至认为，“区域研究”根本就不是学科）。东南亚研究虽小，却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出现了格尔茨、安德森、斯科特这样在社科领域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。如今，前两位都已仙逝，年轻学者虽层出不穷，却并没有出现能与这三位齐名的大家。

没有了安德森的印尼研究会怎么样？还没人知道。也许正如安德森本人在逝世前最后一次媒体采访时所说的，现在的印尼政治无聊透顶，已不再有令人兴奋的思想出现。诚然，在亲身经历了二战，独立革命，建国，政变与反政变，骚乱与大屠杀，金融危机与政权更迭之后，进入民主改革时期的印尼可能真的提不起大叔的兴趣了。可我希望这回安德森错了——许多跟他学习和工作过的人告诉我，说大叔有句口头禅：“槽点在哪？[What is odd (about your research)?]”。在我看来，印尼还依然是个槽点满满的地方。勤劳搬砖，说不定还真可以吐出好槽。

谢谢安德森大叔陪我走过学术生涯的第一程，让我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的脚步来到印尼。现在大叔的印尼之旅走完了，而我的，大概只能算刚刚开始吧！

2015年12月16日夜

于印尼南苏拉威西省班塔恩县Bonto Sapiri村